在正在到来的 AGI 时代,企业内部究竟会是一个 AI,还是多个 AI?
首先需要说明,我们这里讲的单 AI 和多 AI,并不是一个技术架构问题。
从技术上说,AI 可以运行在云端,也可以运行在 Local,或者两者结合。它可以是单租户的,也可以是多租户的;可以由一个模型来完成工作,也可以由许多模型、许多 Agent 协同完成。对于这些运行环境和技术架构上的选择,我们持一种非常开放的立场。
我们真正关心的是 AI 和人的关系。
所谓多个 AI,就是存在多个分别承载不同自然人的意图、身份、权限和资源边界的 AI 代理(Agent)。这里的代理也可以只代表某个人的一部分意图与权限,而不必代表他的全部。
从非常抽象的层次上说,我们实际上讲的是一个代理关系的问题:在 AI 系统里面,是不是存在对应于不同自然人(或者自然人的一部分)的意图、权限和资源边界的独立代理?
如果存在,而且这些代理关系在相当程度上保持独立,那么我们就面临一个多 AI 的世界。反过来,即使技术上运行着许多个 AI,只要它们不过是一个统一执行系统中的不同模块,不再需要分别承载不同自然人的独立意图与授权,那么在本文的意义上,它们仍然可以被认为是一个 AI。
所以,我们讨论的不是有多少个 AI 程序,而是有多少个需要独立存在的人与 AI 的代理关系。
在广阔的社会层面,多 AI 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事情,因为现在的社会是建立在自然人的法律地位之上的。不同的自然人有各自的意图、利益、权利、财产和责任,这些边界并不会因为 AI 的出现而自然消失。
但是在企业里面,企业本身就是通过契约的形式在重构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所有的法律关系都在被重构。
一个人进入企业以后,他的劳动、资源、权限与责任,都会被重新安排到企业的契约和组织关系之中。原本由不同的人在市场中独立完成的经济活动,现在可以被组织到同一个企业内部,服从某种共同的经济目标。
那么,在企业里面,究竟应该是单 AI,还是多 AI 呢?
我想这个问题在今天比较难回答,因为我们都处在一个狂飙突进的 AI 革命里面。未来的 AI 能力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企业又会因此变成什么样子,现在恐怕很难说清楚。
不过,我们可以先从传统企业的组织逻辑出发,看看它可能把我们带向什么结论。
如果我们认为,当前的企业主要是一个以执行为中心的组织,那么企业的大部分功能——体现为契约关系、组织机构、文化等等——都是围绕执行来安排的。
也就是说,组织不同的人,协调他们的意图、资源和能力,构成一个经济机器,把某一个意图或者已经成型的经济模型执行好,这是大部分企业最主要的内容。
传统企业一个很典型的形成过程,就是一个创新者创造了一种新的经济,而这种新经济需要一台机器去运行,于是他就创造了这台机器,也就是企业。
企业建立起来以后,主要任务就是把这种经济活动运行起来,不断复制和扩大。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人仍然具有自己的主观意愿,也仍然会产生新的创新。但这些创新并不是原有组织结构首先要实现的目标。它们可能通过企业内部的协调、竞争乃至政治过程,成为公司的新产品或者新业务;也可能由这个人自己出去创业,建立一个新的组织来实现。
所以,在以执行为中心的组织中,人的独立意图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需要协调和管理的对象。因为企业已经有了某个需要执行的经济意图,其他人的意图必须与它相协调,有时还会成为执行过程中的摩擦。
如果我们接受这样一种对传统企业的理解,那么,以执行为中心的这一部分,原则上就有可能变成“单 AI”。
这里的单 AI,并不是说技术上只能运行一个 AI。它仍然可以有许多不同的 Agent,有的负责研发,有的负责财务,有的负责销售。但它们之间的分工与协调,在原则上可以成为一个统一 AI 系统内部的技术问题,不再需要分别对应于不同自然人的意图和权限边界。
在以执行为中心的组织里,现在人的一部分参与,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过渡现象:或者是因为 AI 的能力和智能还不足,或者是因为这个世界仍然保留着大量以人为中心的制度和工作方式,所以不得不由人来完成某些工作和协调。
随着 AI 能力的增强,以及生产关系和组织方式的重构,这些对执行而言并非本质必要的人的参与,就有可能逐步消除。
这也是 One-Person Company 背后的一种原理:人作为意图的提供方,AI 作为一个整体充当执行机器,完成其经济功能。
如果沿着这个逻辑继续推断,未来的企业就可能主要是单 AI 的,而整个社会则通过市场经济,在不同的 One-Person Company 之间协作运行。
会是这样吗?
我不知道。但我想提出一个反对意见。这个反对意见是从意图的价值来讲的。
在传统的执行型组织中,人的独立意图往往被看作一种需要管理的摩擦。但有没有可能,这种意图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资产?
我这里有一个理论前提:人是创新中的第一因素,是不可归约的因素。这个问题我不打算在本文论证。
如果接受这个前提,那么我们就可以提出另外一种关于企业的设想:
一个 AI 时代的经济组织,有没有可能从一台以执行为中心的机器,转变成一种以生产高价值意图、并把这些意图转化为经济价值为中心的机器?
用传统的话语讲,就是一个创新的机器。
这里,我想特别强调意图与知识之间的区别。
知识更多是关于既有世界的认识,以及我们能够如何在这个世界中开展生产活动。而意图则是指向一个尚未实现的世界:我们希望创造什么,希望让什么事情发生,并愿意为此采取行动。
当然,并不是所有意图都是创新。我们这里所关心的,是能够创造新的经济活动、产生新的经济价值的意图,也就是创新意图。
那么,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组织来生产这些意图?
因为人产生意图,并不是一个与环境无关的中性现象,而是与人的社会关系、经济环境,以及他所处的现实世界高度相关的。
一个人处在什么样的环境里,接触什么样的人,参与什么样的经济活动,面对什么问题,拥有什么资源和权限,都会影响他能够产生什么样的意图。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存在某些特定的环境,把某些人放在其中,他们就有更高的概率产生某一类有价值的创新意图,也有更高的概率把这些意图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价值。
这里重要的不是简单地把一批已经有创新意图的人聚集起来。人的聚集方式和组织方式,本身就在影响他们能够产生什么样的意图。
换句话说,组织不只是一个执行创新的机器,它也可能成为创新意图得以产生的生态环境。
当然,过去也有很多企业能够源源不断地产生创新,比如 Google。也有孵化器、创业工作室等专门支持创新的组织。
但至少在传统企业的典型组织逻辑中,如何将一个组织设计成某一类创新意图的生产和经济转化环境,并没有普遍成为组织设计的首要目标。
AI 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背景来考虑这个问题。
如果大量执行工作可以由 AI 完成,那么原来围绕执行建立起来的组织结构,其经济意义就可能发生变化。与此同时,组织在创新意图的产生和经济转化方面所具有的作用,就可能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这样的组织里,企业不仅需要考虑怎样执行已经确定的经济目标,更需要考虑:把什么样的人组织在一起,创造什么样的环境,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和制度,才能使某一类有价值的创新更容易发生,并且更容易转化为经济价值。
如果这种“意图经济”存在规模效应,也就是说,把不同的人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能够创造出超过他们各自独立工作所能创造的经济价值,那么这种规模效应本身,就可能构成企业存在的一种新的经济基础。
而这种规模效应能够在多大范围内成立,又在什么地方被组织成本所抵消,就可能成为决定企业边界的重要因素。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AI 时代的意图型组织。
它不是说未来企业不再执行生产任务,也不是说所有企业都应该追求同一种创新。恰恰相反,不同类型的创新,可能需要不同的人员组合、组织环境和制度安排。
企业的组织设计,可能不再主要围绕如何最有效地执行某种既定生产任务,而是越来越多地围绕如何让某一类创新意图最有效地产生,并转化为新的经济现实。
这也让我们能够从另一个角度重新理解企业内部的单 AI 和多 AI 问题。
如果企业需要的只是执行一个已经确定的意图,那么内部多个 AI 的分工,原则上可以被统一到一个执行系统之中。
但如果企业的重要经济价值,恰恰来自不同的人不断产生新的意图,以及这些意图之间的相互影响、选择和结合,那么保留不同人的独立代理关系,就可能具有不可替代的组织价值。
这时,Personal AI 不仅是帮助个人完成工作的工具,也是个人形成意图、表达意图,并通过组织将其转化为经济现实的接口。
而不同 Personal AI 之间的协作,也就不再只是一个技术上的任务调度问题,而可能成为企业组织创新的一项基本机制。
当然,这一切还只是我们在 AI 革命中尝试提出的一种理论假设。未来的企业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意图型组织,我们还不能确定。
但如果我们上述论证有可取之处,那么我们就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企业应该如何进行组织,特别是如何设计 AI 和人的关系——从而在本文的意义上,很大程度上就是多 AI 的关系——以加速高价值意图的生产和价值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