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喜欢路遥的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他引用了一句话表达他的心情，我的心情就如同那时他的心情：
在这一刻里，我什么也没有想，只记起了杰出的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几句话：“……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能完成，它也就是好的。”
这也正是此刻我想说的话。
你了解我，写路遥对我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也不像是我会做的事。当你看见一种命运展开，你被它的光焰灼伤，你就有了某种责任，我的责任就是完成这个短短的文本。希望折射一点路遥这部史诗的光芒。
他自己可能有 100 分，我能想到 10 分，可我只能完成 7 分。但是——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能完成，它也就是好的。
路遥毫无疑问是时代性的作家，也就是说，他的重要性会随着时间流逝而降低。但我认为他所活出的这个叫做路遥的作品却不是时代性的，他在中国人精神史的荒原中塑造了永恒的雕像。
那是一个令人心碎的雕像。一个雄壮的汉子，从衣衫褴褛的孩子中走出，离开自己，走向摆脱匮乏、改变命运的远征。他为了摆脱痛苦而痛苦地努力着，他在文学中，用矫饰给予自己和一代中国人自尊。
我希望他的时代永远过去了。
我希望未来的中国人欣赏他精彩的征途。
一、那个和“他”窑洞深谈的男人
这些都是我听说的。据说他，就是你们都知道的那个他，在陕北插队的时候，曾经和王卫国相识，他们同样怀有雄心，爱好文学，曾在窑洞里彻夜长谈。
那大概是七十年代的某一天，可能是 1972 年或者 1973 年，王卫国那时候或许正在成为另一个人，开始拥有另一个名字。
从那时算，十来年后，王卫国的另一个名字变得妇孺皆知，他写出了自己的代表作，那本书风行四十年而不衰。
那个妇孺皆知的名字是“路遥”，可他的人生路只走到四十三岁。他的作品，你们一百年后的读者可能不知道，今天差不多每个人都知道——《平凡的世界》。在我看来，它讲的是人在贫穷和匮乏中的痛苦，以及摆脱这种痛苦的奋斗和挣扎。
我从来不是路遥的读者，但是我承认他表现的生活和人在那种生活中的挣扎是真实的，因为是真实的，也就从根本上是真诚的，尽管在文本上不完全是真诚的——甚至可以说，文本上的那些矫饰和虚荣，正是更大的真实的一部分。
那些矫饰和虚荣既是属于《平凡的世界》和它里面的人物的，也是属于路遥自己的。其实，它里面的人物本就是路遥，他们从方方面面反映了路遥想要什么样的人生。
而窑洞里彻夜深谈的另一个人，听说在未来的三四十年里保持了对文学的爱好，他的名字或许你也知道。
他们在窑洞里谈了什么？
两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也许谈了他在延川县的翻江倒海，而他则可能说起他在北京的惊险逃亡。他们肯定也谈了各自的抱负。夜深了，窑洞里面的烛火灭了，不能碰杯也不能击掌，但他们也许听到少年之心强烈碰撞的声响。
未来的十来年里，他们互相从报纸和广播中可以听到对方的消息。他在西北名动天下，他在东南镇守一方。一个他走着另一个他理想中的道路，另一个他从事着一个他所爱好的文学。
半个世纪过去了，一个他的人生路遥，另一个他把“路遥”刻在延安文汇山的墓碑上。
几十年了，几代中国人阅读路遥的作品，他们在少安、少平的命运和奋斗中看到自己，也在他们的自尊、矫饰和虚荣中看到自己，他们从中获得激励，获得安慰。
可是除了那部《平凡的世界》，路遥还完成了另一个作品，那就是“路遥”这个人。
他是黄土高原上最穷最苦的孩子，他是“干什么都能成”的枭雄，他以无比的决绝离开自己，追求另一个命运；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搅动风云；他娶了北京知青，利用婚姻走出贫穷的黄土高原；八十年代，他通过写作名动天下，勇夺茅盾文学奖的桂冠。
他是浮夸虚荣的，他花光自己和爱人的收入买高档烟；他是刚强势利的，他要把别人都踩在脚下；他是同时真诚和矫饰的，他在种种文学风潮中逆潮流而写，但他的写作也不免带着时代的、体制性的虚假。
他把自己放到我在地藏殿里面见过的那种磨盘上，把自己磨成血肉，追求抚慰他所有创伤和自尊的精神成就。
“他是夸父，倒在干渴的路上。”
我想路遥这个人比他的作品更加有趣。如果他最终是不朽的，我以为不会是因为他那些印成书的作品，在历史的尺度上，那些将是速朽的；如果他最终是不朽的，那一定是因为他所活出的人生，一定是因为他用路遥这个名字所命名的他的那个平凡的世界。
二、“第一选择”和“日他妈的文学”
贾平凹写过一篇文章《怀念路遥》，里面说：“路遥是一个有大抱负的人，文学或许还不是他人生的第一选择，但他干什么都会干成，他的文学就像火一样燃出炙人的灿烂的光焰。”
那篇文章写得非常讲究，前几句是这样的：
时间真快，路遥已经去世十五年了。十五年里常常想起他。
想起在延川的一个山头上，他指着山下的县城说：当年我穿着件破棉袄，但我在这里翻江倒海过，你信不！
我想贾平凹知道路遥人生的“第一选择”是什么，因为路遥已经在 1966 年选择了自己的第一选择。回忆中路遥得意地向他讲述的，就是这个第一选择。
贾平凹这篇文章里面有一句名句，我现在找到的版本都是这么说的：
他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他是一个气势磅礴的人。但他是夸父，倒在干渴的路上。
真可惜，这段几乎可以给路遥盖棺定论的话，少了最要紧的那句，那句贾平凹是这么写的：
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
如果我们把路遥看作一个在世上完成的一部作品，这句话是恰如其分的。但是在现实层面，这又确实是在公开的时候要被删掉的。这句话的命运简直就是路遥的命运。
1966 年，那个你们都知道的风雷激荡的年份，王卫国 17 岁。那时候他刚从延川中学初中毕业，还没有成为如雷贯耳的路遥，但在路遥之前，他就把王卫国这个名字打响了。
他投入了“翻江倒海”的造反运动，成为中学生造反派“井冈山”的司令。他穿着破棉袄，表现出了他以后人生中表现出来的“磅礴气势”，成为一批群众组织公举的领袖，做了“延川县红色造反第四野战军”军长。
1968 年，延川县落实军代表、老干部、造反派“三结合”“大联合”后，王卫国成为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对，和《平凡的世界》中田福军在原西县担任的职务一样。
据说路遥在做造反派领袖和革委会副主任时很尊重、保护老干部，而田福军就是路遥要尊重和保护的“老干部”。从革委会副主任起步，田福军和路遥的“仕途”可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当然，这就是为什么路遥要写田福军。
田福军的人生就是路遥想要成为的那个“第一选择”。当你看到田福军在政治舞台上的神奇魔力的时候，不要怀疑，路遥动用了作者的特权。
田福军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被打倒，那是路遥那样的造反派小将们风光的年头，打倒田福军的正是路遥们。1970 年以后，田福军一直做着原西县的革委会副主任，后来在政治转折的时期迎来了仕途的转机。
而路遥的仕途在田福军复出的年头夭折了：1969 年，全国范围内军代表和老干部反扑，造反派出身的路遥就被解除了职务，作为知识青年回乡插队去了。
其实路遥的命运是不错的，很多造反派头头还被枪毙了，而他只是回乡插队，这或许也说明传言中路遥保护“老干部”是真的。但是前途确实是黯淡了，存在“沤烂”在农村的危险。大概也就是这时候，他被北京知青林红甩了，后来即便又交了另一个北京知青女友林达，听说精神上也没恢复。
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路遥就更惨了，他是不折不扣的“三种人”，那是打入另册、永不叙用的。
但是路遥愣是折腾了出来。他在八十年代初靠一部中篇小说得了全国大奖，然后写出了《人生》，名动天下。后来的故事你们都知道，路遥那篇随笔写得非常好，早晨从中午开始，他用六年的劳作，写成了《平凡的世界》。尽管评论界一开始反应冷淡，但是书未写完就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拿去广播，风靡全国，并在 1991 年被授予茅盾文学奖。
文学上的成功，似乎扫去了路遥政治出身的阴霾。
据说 1992 年，陕西省委曾决定他做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可他没等到就任就去世了。2018 年，路遥“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并获评鼓舞亿万农村青年投身改革开放的优秀作家”。
如果路遥活到今天，像铁凝那样成为国家领导人，恐怕是概率很大的事件。
当然，走这样的路未必是路遥的理想。路遥的理想是成为田福军，是要在大风大浪里面翻江倒海，攀爬到权力和功名的顶峰，并且还要有可以夸耀于人的道德正当性，就像《平凡的世界》里面写的那样。
极度的功名心，极度的自尊，加上对普遍意义上的道德和精神成就的极端追求，这就是路遥。
路遥是世俗意义上成功的，耀眼的，出了名，得了奖，娶了出色的婆姨，既要做田晓霞，又要做贺秀莲，可是这样还不够，还不够抚慰少年的心。
他有太深太广的真实和幻想要写：写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像他窑洞里认识的那位一样；写自尊的少年，不曾高攀城里的闺女；写另一个自尊的少年，比他更早熟，比他精神更丰富，在巨大的身份差距下保持幽默、自尊并相信爱情。
他也写女人。
田晓霞给少平的信没有让他失望，她留下的日记里深情呼唤“掏炭的男人”，可是有的女人却在男人最困难的时候送去了绝交信！
他写刘巧珍，她跟高加林说，我养活你，你以为路遥杰克苏吗，这是一位真实存在的女士真实地对当时还叫王卫国的路遥讲的，真实的版本或许更肉麻。
他写贺秀莲，虽然也有点抱怨，但还是支持了少安，让他扶持自己的烂包家庭，路遥自己的妻子林达就好像不是这么“通情达理”。
他还写润叶。润叶多痛苦，嫁给了自己不爱的人，那不就是抛弃自己的林红吗……
他必须得写。
写当然也是为了俗世的成就，但是光有俗世的成就还不够，他要把自己的理想和缺憾写进作品，写进他推演的种种命运。只有这样，才能抚慰那个路遥因为贫穷和匮乏所遭受的创伤，才对得起他为了窑洞里碰撞的少年之心受过的痛苦，牺牲的自尊。
这就是“日他妈的文学”。这句粗俗的话，据说是路遥去北京领奖（茅盾文学奖）的时候对弟弟说的，说这句话的直接原因是因为穷，弟弟四处借钱给他凑路费。
不过就是穷，不还是要搞吗？
获得茅盾文学奖后，他曾谈及领奖的感受：
我把他们都踩在脚下了！
这是私下说的。公开的感言里面他说：
人民是我们的母亲，生活是艺术的源泉。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常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只有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我们才有可能把握社会历史进程的主流，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因此，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活之中，在无数胼手胝足创造伟大历史、伟大现实、伟大未来的劳动人民身上领悟人生大境界、艺术的大境界，应该是我们毕生的追求。
我相信这两种说法都是完全真诚、完全自觉的。在讲每一段话的时候，路遥都绝对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知道自己在把自己的人生雕塑成什么样。这正是路遥这部作品惊心动魄的地方。
三、从王卫国到路遥的远征
在前文中，我们用“北京知青”这个词作为定语来指称路遥的两任爱人，这并不出于作者的恶趣味。
我之所以这么写，是因为路遥自己说过：
北京知青来了不久，我心里就有种预感，我未来的女朋友就在她们中间。
路遥是自己创造生活的强者。他讲的与其说是预感，不如说是计划。
而他这么计划，是有原因的：
哪一个本地女子有能力供我上大学？不上大学怎么出去？就这样一辈子在农村沤着吗？
后来路遥确实就找了两位“北京知青”，两段关系也都不太“美满”。
第一位女友在 1969 年，路遥被审查的时候托人给他写了断交信——那时候他还是王卫国，还未成为路遥。据说许多年后，路遥对朋友咆哮：
你知道她是在什么情况下抛弃我的吗？
你知道这种抛弃意味着什么吗？
你知道雪上加霜吗？
你知道一个人在最困难的时候身边人的“反手一刀”吗？
你知道我为了证明自己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咬了多少回牙吗？
什么情况下呢？
那是 1969 年，文化大革命的火烧了两三年。在那两三年的时间里，各地的草莽英豪翻江倒海，有的名字你知道：参加过抗美援朝的王洪文，从棉纺厂保卫干事一跃成为大上海的头几号人物，就在 1969 年被拔擢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他后面还有远大前程。
但是 1969 年是更多一批造反英雄的噩梦。老人们找到了反扑的机会，杀了一批，关了一批。
杨小凯是在 1969 年被逮捕，母亲自缢。写《出身论》的遇罗克死于 1970 年，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公审被判处死刑。2019 年，我在那个地方听过罗大佑演唱会，演唱会名字叫：当年离家的年轻人。
路遥和杨小凯、遇罗克一样，也不一样。
一样的是，他们都是造反派，是搅动风云的人物，就是因为这样，厄运才在同一个时间段在不同的地方找到他们；不同的是，杨小凯、遇罗克他们是为了理念而斗争的，路遥的斗争则是为了摆脱平凡的生活。当然，这从终极的意义上讲也是一种理念，但毕竟有所不同。
现在是 2025 年，我们能够明白，在 1969 年，王卫国和杨小凯、遇罗克的情况是不同的，当时的路遥可不知道。
其实说不一样也一样，别的地方其他的王卫国们被逮捕、枪毙的也有。据说延川县另一派群众组织一直告状，说他和武斗死人的事情有关，所以当时说要逮捕他。
王卫国就是那时候收到了林红的绝交信。
确实是，邮差送的也太是时候了。
他被罢免职务，回乡插队。我们觉得他幸运，他自己可是刻骨铭心。
我想路遥有一种来自出身的智慧，就是对于身份和前程的敏感。他清醒地知道：北京知青是会回去的（事实上她们确实也回去了，并且在半个世纪后接了班），而他则可能会沤烂在黄土高原上。
并不是说别人不能认识到这一点，他的智慧在于他深刻地、寸步不离地守着这个认识，并且根据这个认识，决绝地要离开自己而去追求不同的命运。
据说是在某位北京知青的身上，他看到了通过文学走出农村的可能性，他于是开始跟着曹谷溪写诗、办文学刊物。那大概是 1971 年到 1972 年，王卫国为一首诗选择了一个笔名，这个笔名就是“路遥”。
1973 年，路遥被录取到延安大学。正如还未成为“路遥”的王卫国早已预判的那样，北京知青林达成了他的妻子，像个朴实的陕北女子那样，努力工作，勤劳节俭，攒钱供他读书，自己灰头土脸，把钱省下来给他买烟抽——就像日后他成为大作家路遥的时候，花光家里的收入买高档烟抽一样。
路遥和北京知青林达的婚姻并未善始善终。
1992 年，就在路遥去世几个月前，林达把离婚协议书送到西京医院路遥的病床上，取得他的签名，然后坐上火车回北京，应该就是在西安城墙下的那个火车站上的车。
就差几个月，她没有目送她参与造就的那个路遥最后一程。
我想当林达坐在离开西安的那趟列车上，她一定想起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把她送来的那趟。多么漫长和短暂的时光。
从北京离开的时候，她一定看见过大街小巷招展的红旗，一定听到过喇叭尖刺的声音。它们像潮水一样淹没她们熟悉的日常生活，她们立誓把青春奉献给大西北，那是说给别人听的，她一定不会想到她在西北的岁月将那么漫长。
而当她在陕北严寒而漫长的冬季和那个刚强上进的少年海誓山盟的时候，当她牺牲自己的青春、美丽、前途，供养和造就那个路遥的时候，当他们给女儿起名“远远”的时候，她一定想不到她们同行的路会那么短。
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就像路遥在小说中写出来的那样。
路遥的小说中反复写女人，写婚姻，他深知婚姻是底层青年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也深知婚姻是男人成就事业的关键。
但他更知道，人只能按照自己的条件去寻找终生伴侣，跨越阶层、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是不可取的，也是没有好下场的——对少数英雄人物例外，而他就是那少数英雄人物，尽管他的婚姻也不能说就有什么好下场。
一些年后，当他写作《平凡的世界》的时候，少安和少平兄弟为他活了不同的人生。
少安拒绝了润叶，他是那个知道高攀的婚姻没有好下场的路遥；少平是另一个路遥，那个因为读书拥抱了更大的世界，有着更高精神境界的路遥，这使得他能够幽默自如地和田晓霞交往。
一百年后的读者可能一头雾水，简单来说，少平是出身黄土高原的矿工，田晓霞是省委书记的女儿，知名记者。
路遥写少平的虚荣和自尊心写得很好，当然很好，因为那写的就是他自己。
他写少平收到晓霞的信，为他有一个这样“出色”的女朋友感到骄傲；也写少平因为晓霞被矿上的宣传部长邀请赴宴，少平说一定要去，不是为了混吃混喝，而是为了“一个男人的自尊”；他当然也写少平为了他们身份差距感到的挣扎和精神痛苦。
这在书里是顺理成章的，这也正是阅读路遥本人这部史诗的关键：如果没有读到这些，我们还以为他是一个真正的枭雄，无情地追求富贵，完全没有内耗呢！
而因为读到这些，我们才知道，延川县那个穿着破棉袄搅动风云的枭雄，他雄壮的身体里也不过住着一个贫苦的孩子，他从王卫国变成路遥所经历的精神痛苦，需要一部大书疗愈。
他让田晓霞对少平说“不要见怪，不要见外”，那许是他所渴望的，而他的北京知青女友终于没跟他说过的。他让少安无情地拒绝润叶，那是为了安放一个穷人的自尊。
他为什么写死了田晓霞呢？也许他知道她和少平的未来是什么。他就处在那种未来之中，在那种未来之中他写作了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他写了女儿远远，没有写他的妻子林达。那篇随笔完成后不久，他就死了，死前几个月在病榻上签署了林达递给他的离婚协议书。
他那时在想什么？
他想起田晓霞和少平的杜梨树之约吗？他想起 1969 年的绝交信吗？他想起从王卫国到路遥那漫长痛苦的道路吗？
不管那条路多么漫长痛苦，那是他自己开辟的道路。在所有的痛苦中，只有一种痛苦是真实的，那就是一个人成为自己的痛苦。
他成为了那个他要成为的成功的人，他也成为了那个他要成为的、在世俗世界中勇攀他所看见的精神高峰的人，他也成为了那个他要成为的、永远离开自己然后永远召唤自己的人。
几个月前我写下了下面的话，作为此篇的结束：
从王卫国到路遥，是权力意志自我塑造的远征，是一个人离开自己去往命运的远征，也是一个作家悲痛地召唤他所离开的自己的远征。
四、和纯洁洁白的重逢
过去好几个月了，我始终没能写下这个系列的终章。关于路遥，我好像还有许多可以写的，但又像没有什么可以写的。
我想，在路遥的生命中，在很多人的生命中——也包括我自己的生命中——我们都曾以为自己坚定不移地相信着什么。我们假装那就是纯洁洁白的理想。
可是在人生这场永远在离开自己的远征里，我们将永远无法和那纯洁洁白的理想重逢。
对于路遥来说，那个纯洁洁白的理想就是文学。
在那场从“王卫国”到“路遥”的漫漫征途中，他不仅是没能和纯洁洁白的文学重逢，甚至可以说，他压根就没有见过它。
对于路遥来说，文学从一开始就被他与生俱来的匮乏，以及这匮乏所滋养出的名利心，深深地染污了。
就像他第一次见到那个北京女知青。
当然，那是有的，那种纯真的悸动。那是野蛮对文明的悸动，是村里的小混混对城里闺女的悸动。但那同时也是算计和势利，并且当你深究的时候，你搞不明白，纯真和势利到底有何区别。
当他热烈地追求北京知青时，那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爱情和肉欲，同时，那也是他改变命运的征途。
这两个动机彼此混杂，连路遥自己恐怕也分不清了，他本来也没有要分清。
同样，他通过文学和亿万读者建立了精神连接，也通过文学和出人头地的命运建立了连接。
这就是我们这种人的宿命：我们所相信的所有东西，在这个世上，都被各种业力染污了。或者不如说，它们本来就是由无穷的业力和合而成的。
在所有人里面有一种人，就是路遥那种人，他终其一生都在以假乱真，变假为真。
他厌恶自己身上的泥点，他试图用文学伪造一个纯洁的世界，来否定那个出身于匮乏、充满了算计的自己。这是残酷而悲壮的。
可是，那些假的，同样是真的，而那些真的，也可能是假的。
他身上的那些功利和势利，那种对改变命运、离开匮乏的极度渴望，和伴随着那种渴望的虚荣和矫饰，正是一代中国人最真实的精神底色，也是他的文学能够打动人的根本原因。
他写出来的那种矫饰，是一代中国人身上的矫饰，因为那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矫饰，那么那种对矫饰的写作也就事实上是一种真诚。
那是一条充满了污泥浊水的路，我们痛苦地走过了。
我们走过的路，只要它是真诚的、成为自己的路，它就终究是纯洁洁白的。
当我们回看来时的路，我们曾经那样虚伪矫饰地想象它，而它却真的在地上长成了我们想象的样子。
（全文完）